社论:香港应有23条立法的政治自觉

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8年末一句“急不得,慢不得”的含蓄授意,针对香港《基本法》第23条立法将至的传闻便再起,一直持续热传到眼下。而香港政界明显没能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指示的内涵,一些港府官员和政治人物仅凭猜测随意解读,朝野舆论亦是盲目跟风、众说纷纭,连特首林郑月娥在这一问题上也含糊其词,一边说着“不会束之高阁”,一边又称“不能操之过急”、“就23条立法一事,中央给予她空间自行决定何时才是立法的合适时机”,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。

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23条立法的授意,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香港政界此前普遍缺乏准确领会(图源:新华社)

事实上,林郑这样表述,只能说明她误解了习近平的本意,更未真正意识到北京一直以来对港府缺乏23条立法自觉的不满。针对于此,近期有权威消息向港媒《香港01》透露,中央视23条立法为林郑月娥本届任期内的首要任务,若有人以为可以再拖延,是绝不恰当的,而那些以为中央放松了23条立法的时间表,可以任由港府自行决定的想法,也完全是误解。

如此表述,可谓彻底否决了许多人以为23条立法没有时间表的想法,也更进一步明确了北京在23条立法问题上的本意。其实,凡懂中国政治的人早已了然,“急不得、慢不得”的意涵重心必定在于后半句,至于前半句“急不得”,只是因为习近平考虑到香港社情现实,出于体谅林郑,并希望其能在开展这项棘手工作时也能维系好社会稳定,可以平稳有序地落实好23条立法任务,绝非代表北京对23条立法不着急。因此,香港政治人物不应只顾爱惜羽毛,将这份信任和体谅,当成是可以无限期推延工作,甚至意图遗留给后任的不作为借口。

近年来愈多的事例早已佐证,北京正在扭转既往对“一国两制”的旧有认识和处理模式,为“一国两制”输入新的思想与行为规范,化消极为积极、化区隔为融合、化被动为主动等管治范式转移的重要特征逐一显现,“一国两制”的香港实践由此正在进入“积极一国两制”的全新阶段——在这样的转型背景下,本属香港宪制义务的23条立法,更不可能成为“积极化”的例外。

坦率而论,23条立法是香港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议题,其意义并非是那些诋毁论调所诬蔑的“白色恐怖”,也绝对不是中央要削弱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的行政和司法地位,相反,立法目的是为了应对诸如港独分裂、国家安全等社会复杂问题与隐患。故在23条立法问题上,香港政坛乃至社会各界也须在意识上“积极”转型,对这项立法工作要有一种政治自觉性。

首先,主动立法对香港更有利。香港社会当下对23条立法的消极情绪,导致了许多人并不能意识到,主动面对并积极着手这一议题,才是对香港更有利的明智选择,才能获得更多的内部可协商、可博弈空间。在中央拥有全面管治权的两制框架下,从法律的角度看,没有任何理据显示23条立法非要香港自主完成不可,过往包括国歌法纳入《基本法》附件三的立法形式和中国人大的五次释法等情况看,都显示了北京完全可在合乎“一国两制”宪制要求的情况下,提出自己的司法要求。

之所以对于23条立法,北京迟迟未如此做,其实是充分考虑了香港社情,也是出于对港府的政治信任和体谅,希望这类事务尽可能让香港自行处理,以弱化由中央立法可能带来的陆港冲突,减少对香港现行法律体系的冲击。可如果香港迟迟不能履行这一宪制义务,只会不断损害北京对香港的信任,甚至刺激北京内部的强硬一方采取强硬措施。事实上,近期《香港01》已经披露消息人士的说法,称为免迟迟无法就23条立法而引发法律缺口持续存在,北京正酝酿主动释法23条,变相将23条的法律作用提前落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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